宋宇｜课堂对话领域研究热点与前沿趋势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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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堂对话是进行互动式教学的主要载体和实现方式，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方式、创新能力以及提升学生综合素养的重要抓手。课堂对话领域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和重视，是我们理解课堂教学规律以及推动课堂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为此，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际上近二十年课堂对话领域的研究进行系统分析，汇报了2000—2019年该领域的成果发布趋势以及主要贡献国家/地区和机构，展现了课堂对话领域的热点主题及其演变情况，从对话的功能性转变（注重学生主体地位和高阶思维培养）、对话的内容性转变（重视对对话质量的评价）、信息技术与课堂对话从浅层结合走向深度融合三方面探讨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本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该领域的国际进展和前沿趋势，为我国课堂对话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为高水平推进对话式教学方式提供借鉴。

关键词  课堂对话；国际前沿趋势；对话式教学；研究热点

作者简介

宋宇/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研究员（广州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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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背景下，学校教育的目标不应满足于知识与技能的习得，而应更加重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思维方式的开发与关键能力的培养。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目标，抓好课堂是关键，推动课堂教学方式变革，由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向互动式、对话式教学转变。201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要求强化课堂的主阵地作用，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提问、自主探究。话语变革是课堂转型的核心，课堂对话是进行互动式教学的主要载体和实现方式，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激发创新意识、提升问题解决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课堂对话的有效性直接关乎课堂教学的质量。

课堂对话（classroom dialogue/discourse）是师生间或者生生间围绕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所形成的良性的交流活动。^［1］这一研究领域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该领域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近几年愈发受到重视。国际著名课堂研究专家克里丝汀·豪（Christine Howe）教授将课堂对话定义为课堂教学中由个体提出问题或发起对话而至少有一个个体进行回应的言语交流过程。^［2］课堂对话具有集体性、互惠性、支持性、目的性^［3］，它是“学生本位”教育观的具体体现^［4］，通过互动和交流，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建立共同思考、协同分析的学习共同体^［5］。发起互动—做出回应—进行反馈（Initiation-Response-Feedback，简称IRF）是课堂对话的典型运作模式，即教师或学生以提问的形式发起互动、引导思考问题，随后其他人做出回应，进而教师或学生对回答做出反馈和评估。^［6][7］在课堂对话中，提高发问次数和回应积极性固然值得鼓励，但是对话的质量才是其核心价值，也是增强课堂效能的关键。^［8］亚历山大（Alexander）提出高质量的课堂对话应具有五大核心属性，即集体性、互惠性、支持性、建构性和目的性。^［9］默瑟（Mercer）指出高效能的对话应以开放式问题为起点，以知识建构为旨向，以阐释、分析、推理、归纳、元认知为主要表现形式。^［10］维果茨基（Vygotsky）提出的社会文化理论是课堂对话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该理论强调认知能力是通过在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互动而得到发展的，其中，语言是重要的认知发展媒介。^［11］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大量实证研究成果应运而生，从多角度证实了课堂对话对学生发展的重要作用，指出课堂对话有助于交流和分享信息，促进多元观点碰撞，达成深度理解^{［12][13][14］}；有助于提高批判反思能力，培养逻辑分析、总结归纳、抽象推理等高阶思维，有利于增强创新意识，从而协同性地实现高质量的知识建构^{［15][16][17］}。为此，提高课堂对话的质量，增进对对话式教学方式的理解和应用水平具有极大必要性。

课堂对话的研究是我们理解课堂教学规律与本质以及推动课堂转型的重要切入点。以往的综述文章多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短时段、小范围的资料进行分析，缺乏从更宏观的视角对该领域进行解析，或聚焦国内研究成果而很少体现国际发展趋势。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国际上课堂对话领域的研究进行系统分析，既能够从宏观视角对该领域研究状况提供科学客观的概述，又能结合重点研究内容进行深入探讨。本研究首先对2000—2019年国际学术界有关课堂对话领域研究的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和可视化分析，展现了课堂对话领域文献产出情况以及该领域主要贡献国家/地区、机构分布，有助于识别该领域中有影响力的贡献者和研究成果，为寻求国际间交流与合作提供思路。其次，本研究呈现了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变化趋势，为了解重要研究发现、预测潜在的发展方向奠定了科学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重点国际研究成果和我国研究现状进行质性分析，有助于从整体上了解该领域的前沿趋势和发展方向，为国内课堂对话研究的创新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视野，为高水平推进对话式教学方式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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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文献计量与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献计量法是以文献体系和文献计量特征为研究对象，采用数学、统计学等计量研究方法，研究文献的分布结构、数量关系、变化规律，进而探讨相应领域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18］而采用质性分析方法作为补充的目的是试图在广而宏观的数据基础上获得对该领域研究内容的深入理解。文献计量数据源自美国科学技术信息情报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简称ISI）的Web of Science（简称WOS）数据库，该数据库是目前进行国际文献梳理分析所依托的最主要数据库，其中收录了11000多种世界权威的、高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内容涵盖世界领先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19］课堂对话领域虽然有较长的发展历史，但是在21世纪初期才逐渐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重视并取得了快速发展，发文量显著增加，观点与理论更为成熟系统^［20］，因此，本研究选取的文献时间跨度为2000—2019年，共计20年时间。在数据检索时，确定合适的检索词是保障分析效度的重要一步，本研究以国际知名课堂对话专家郝的综述性文章为基础^［21］，在该文中提出的21个课堂对话同义词基础上采用德尔斐法进行筛选，最终确定10个核心检索词，即classroom dialogue、classroom dialogic、classroom discourse、classroom conversation、classroom discussion、classroom language、classroom interaction、classroom talk、classroom communication以及classroom speaking。经过机器筛选与人工查验，共获得有效分析文献5314篇。

对于筛选后的文献，本研究采用Python程序围绕关键文献计量指标进行分析，Python程序能够有效地从大量的原始文献中提取关键元素，例如标题、摘要、期刊、作者信息等，以便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首先从数量和质量两个角度评估不同国家/地区、机构在该领域的贡献情况。数量方面，发文量能够体现对该领域的关注程度和学术生产力状况；质量方面，被引量、赫希指数（即H指数）能够展现文献的学术水平和影响力，发文量和被引量广泛应用于学术期刊、国家/地区、机构和作者的生产力和影响力分析。因此，该分析能够展现不同国家/地区、研究机构在课堂对话领域的研究水平，帮助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更好地了解和借鉴优秀研究成果，促进地区间和机构间的学术交流。其次，对论文中出现的关键词进行筛选和频次统计，并绘制关键词变化趋势图，从而探究研究焦点的演变，展示研究主题的重要性程度和受关注程度。最后，深入考察近五年发表的重要文献，并结合我国课堂对话领域现状进行质性分析，探究课堂对话领域的研究进展和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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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对话研究趋势与成果产出

图1以年度为单位列出了课堂对话领域发文量和被引量，其中两条实线为实际发文和引文情况。与此同时，本文采用多项式回归方程对真实数据进行拟合，虚线为拟合出的情况，可以展示并预测该领域的变化发展趋势。由图1可知，课堂对话领域发文量和被引量都呈现出显著增加趋势，特别是自2011年起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反映出该领域在国际范围内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重视，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与剑桥学者赫和阿贝丁（Abedin）对课堂对话研究40年发展的质性综述文章中所做的判断相一致。^［22］近20年来，课堂研究经历了一次重要的理论发展转折，即从以行为主义理论为主导向以建构主义理论为主导进行转变，行为主义理论将课堂教学过程看作是个体在外部刺激下的反应过程，在此理论指导下的传统教学是模块化的、割裂的，强调从师到生的单向传授，以知识习得为目标展开设计，难以满足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要。相较而言，建构主义理论主张知识是由主体建构而成的，是在个体与经验世界的对话和交流中逐渐生成的。在此理论的指导下，国际上兴起课堂革命，倡导摒弃传统“灌输式”教学，注重启发式、互动式、探究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提问、自主探究，这也是课堂对话研究数量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因。 

图1  发文量与被引量变化趋势

表1按照发文量列出了课堂对话领域成果排名前20位的国家/地区。美国在该领域排名第一且具有绝对优势，在研究数量和质量上都远高于其他国家/地区共发表1858篇文献（35.0％）；其次是英国，共发表453篇文献（8.5％）。两个国家占据了课堂对话研究领域总出版数量的半壁江山，反映出美国和英国在该领域的突出地位。此外，美国的H指数最高，表明其不仅在出版数量上占主导地位，而且在该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中国大陆地区早期在该领域的发文量几近于无，但是最近十年发文量激增，可见我国虽然在课堂对话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非常迅速，前景较好。值得指出的是，我国文章的被引量和H指数表现平平，表明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还有待加强，缺乏高水平、引领性的成果产出。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在课堂对话领域表现也较为出色，都处于排名前十位置。综上，我国应加强与美英等发达国家在课堂教学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汲取课堂改革的国际先进经验，提升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质量，争取向国际社会贡献课堂教学改革的中国方案。

表1  课堂对话领域成果主要贡献国家/地区

就研究机构而言，表2显示了在课堂对话领域成果贡献前10位的大学名称，上榜大学中美国大学占据了绝大多数，中国仅有香港大学一所大学上榜且排名第六位。剑桥大学在该领域的研究实力排名第一，具有悠久的研究历史，培养出亚历山大、默瑟、郝等一批在该领域具有奠基性贡献的领军学者，产生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同时，剑桥大学团队也是建构主义思想的积极倡导者，有效推动了社会文化理论在课堂研究中的应用。弗吉尼亚大学紧随其后，在课堂对话研究领域享有较高声誉，其中，皮安塔（Pianta）教授带领团队开发了用于评价师生互动的CLASS系统，该系统不仅广泛应用于国际课堂研究中，也能够有效指导教师实践、提升教学互动质量。与上述高校所不同的是，南洋理工大学虽缺乏悠久的学科底蕴，但是在课堂对话与信息技术交叉研究领域异军突起，产生了一批应用信息技术提升对话有效性的成果，在探索人工智能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表2  课堂对话领域成果的主要贡献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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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对话领域研究热点及其演变

本研究对5314篇原始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筛选与整理，进而统计各个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并进行排序，排名前15的关键词分别为classroom、student、language、achievement、collaborative learning、classroom discourse、computer medicated communication、teacher、knowledge、instruction、science、school、literacy、talk、performance。图2展现了其中最为高频的关键词及其变化趋势；图3则为文章中关键词所组成的词云图，词的大小粗细反映了该关键词出现的频次高低。经过对高频关键词进行比较和归纳，本研究提炼出课堂对话领域的四大研究热点。

图2 课堂对话领域高频关键词及其变化趋势

图3  课堂对话领域研究焦点

（一）线下线上教学并行发展，但线下教学仍为不可替代的主要形式

“classroom”一词是最常见的关键词，这表明大多数研究关注的互动是在线下教室环境中进行的。虽然随着技术的发展，依托线上平台进行的交流逐渐增多，但是面对面互动不仅能够分享信息、传递知识，更提供了协同探究、情感支持的社会空间场域，线下课堂互动更符合人的成长需求，更贴合认知规律，具备在线交流不可比拟的优势。尽管在线平台提供了丰富的课程教学资源，但是这些资源主要以信息获取、知识扩充为主，无法为原理探究、思维培养、意义建构等高阶思维的发展提供承载空间。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围绕线下课堂对话的研究会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

（二）树立教与学共同体意识，关注课堂对话对学生高阶思维发展的作用

“student”与“teacher”同时出现在高频关键词中，并且前者的频次还要高于后者，这一发现也得到了国际研究证实。剑桥大学团队在创设课堂对话的分析框架时强调话语分析应同时考虑教师和学生，两者在促进对话有效性上都具有重要意义。^［23］这说明课堂对话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发展新型互动式教学方式，还要增强学生学习的能动性，鼓励参与式、协作式学习。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是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早期课堂研究容易将两者割裂，多关注教师课堂教学与课程设计而忽视学生参与，这实则是行为主义思想主导带来的影响。教师将学生看作是学习的客体，认为只要教学设计和内容安排得当，学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掌握知识，学生变成了装知识的容器，教学也就变成了单向的灌输和宣讲。而课堂对话发生在主体之间，只有发挥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能动作用，建立教与学共同体，才能实现对知识的有意义的建构。在2000年至2009年间，有关教育教学目标的高频关键词主要包括“knowledge”“performance”和“achievement”，而2010年之后新的关键词加入其中，例如“creativity”“thinking”“understanding”和“cognition”。这表明该领域早期研究聚焦于课堂对话对于知识习得和学业成绩的作用，而新近研究将焦点转向创新意识、高阶思维、深度理解等关乎学生长远发展的素质之上。例如，祖科（Zuiker）和安德森（Anderson）发现高质量的课堂对话有助于提升科学学习的有效性，促进逻辑思维的培养^［24］；郝等通过在英国小学大范围的调研证实积极参与课堂对话能够提升数学学习水平并促进深度理解^［25］。

（三）课堂对话研究聚焦中小学教育，与科学、语言学科适切性高

“school”一词具有较高的出现频次，可见中小学教育是课堂对话研究关注的焦点，而对学前教育或高等教育中对话的研究则较少。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低龄儿童语言发展水平相对不成熟，语言应用能力相对较弱，往往还需依赖动作、表情表达意思，对话的捕捉与分析较为困难；而高校学生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已经较为成熟，高等教育的教学方式也更为多元化。相较而言，中小学阶段的学生正处于高阶思维方式和认知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研究如何帮助其借助对话探索知识、解决问题具有较大的意义。另一方面，科学是课堂对话研究近20年来关注的重点学科，科学课堂也是对话式教学方式应用的主要场域。对话、探讨和交流过程有助于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辨明事物运作的机理，对学生逻辑思维、推理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发展很有帮助，这正契合科学学科的培养目标。^［26］此外，语言学习也受到课堂对话领域研究者的关注，课堂交流与语言习得具有天然的适切性，是获得语言输入、进行语言表达与交流的主要途径，发挥课堂对话的作用对于语言学习大有裨益。

（四）探究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对话的有效性成为新兴研究热点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ICT” “technology”等关键词从2005年出现并快速发展成为该领域的高频词，这与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以及新媒体、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密切相关，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创造一个互动的超媒体环境有助于对话式教学法的有效实施。韦格里夫（Wegerif）等发现信息技术有助于拓展课堂对话的空间场域、增加学生参与度。^［27］梅杰（Major）等对信息技术与课堂对话的交叉领域进行梳理，发现信息技术主要从外化思维、增加适应性、提升资源多样性、增强覆盖面等方面赋能课堂教学，助力对话的有效性。^［28］近年来，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加强对教育信息技术的投入，更新信息技术设备、丰富信息技术资源。技术的升级换代要求课堂教学方法也能够推陈出新，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信息技术与课堂对话的交叉研究逐渐成为该领域的重要方向，以更好地指导教师与学生充分发掘信息技术的价值，提升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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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对话领域发展方向与启示

近20年的国际文献分析不仅能够呈现课堂对话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展现了该领域的发展方向，为我国课堂对话的研究和对话式教学实践提供了启示与借鉴，其中对话的功能性转变、内容性转变以及对话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应受到重点关注。

（一）课堂对话的功能性转变——注重学生主体地位和高阶思维培养

课堂对话产生功能性转变，高效的对话应超越单向传授知识、巩固知识技能以及片面追求学业成绩的局限，注重发挥以下几方面功能。第一，多元观点碰撞的“共振”效果。言语主体结合自己的生命实践在对话的意义驱动下自然生成了个人意愿、情感、态度、价值判断的自觉表达。分享多样化的观点和信息使得不同的思维方式相互碰撞，或相互印证，或逐渐递进深入，将会产生“共振”效果，在向别人阐述观点的时候有助于纠正自身思考，达成深度理解，从而推进知识的获得与发展。第二，高阶思维的发展。在传统的课堂中，教师对课堂话语具有绝对主导权，学生遵照教师所讲或课本内容进行作答，很少有机会进行开放的批判性辩论和思考。高质量的对话实质上是思维外化的过程，学生在提供答案的同时还展现了其思考过程。比如，评价事物高低优劣是对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分析解释原因是逻辑思维的体现，比较串联不同知识点培养了归纳协同思维，探讨问题解决策略促进了创新思维的发展。对话流将学生头脑中的思考流外化，是摆脱“表层学习”追求高阶思维发展的重要手段。第三，协同实现的知识建构。社会文化理论主张，知识不是传授而得而是建构生成的，由学生自主探究、能动习得的知识更加持久，也更有意义。^［29］知识建构过程应由学习者主导，建立学习共同体，教师扮演支持角色，通过搭建脚手架（scaffolding）引导学生发现解决问题，而这一过程是借助探究式对话和互动实现的。^［30］第四，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审辨思维、创新、沟通、合作、文化理解与传承是21世纪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而对话式教学正是发展核心素养的主要方式，两者在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31］课堂中的对话和互动能够培养学生传达思想和观点的能力，增强社会洞察能力，提升沟通素养。通过小组讨论，学生能够增强其分工协作、平等协商、共担责任的意识与能力，发展其合作素养。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在互动的社会文化场域内相互影响、相互感化，增强了对文化的理解和认同，并塑造了自己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发展其文化理解与传承素养。这些功能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其对于学生发展具有根基性、长远性的重要意义，正如冰山理论所描述的，知识、技能、学业成绩有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是显性学力，而思维方式、素养等藏在水面下的才是支撑冰山上方显性学力的根本。

我国多年来的教学研究往往囿于对哲学认识论基本原理的演绎，缺乏对现实的课堂话语的实证分析，而国际主流研究团队则多借助观察法、视频分析、语义分析等方法，从真实的课堂实录中提炼科学结论。我国学者应加强课堂对话的实证研究，并细化、深化对课堂对话功能和作用的探究，例如，深挖课堂对话与文化认同素养的关系，探明其运作机理并提供实证资料支撑。在实践层面，加强教师专业化培训，从传统授课方式向新型对话式教学转变，这实质上对教师的知识、能力以及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需要经历重要的身份转变，即从技术熟练匠人转变为反思性实践家。作为匠人角色的教师，往往依靠模仿与经验掌握授课技巧，教师只需依照教学大纲便可按部就班地建立所谓“有秩序”的课堂，而反思性实践家则要求教师在复杂的知性实践中具有高度的反思与判断能力，并在实践中积累丰富的实操经验和智慧，这样教师才能够应对新型教学的挑战，真正发挥课堂对话的功效。

（二）课堂对话的内容性转变——注重对对话质量的评价

课堂对话的分析内容出现转变，从注重对话形式转向更为重视对话的质量和有效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辛克莱（Sinclair）和库塔（Coulthard）基于大量真实的课堂会话语料分析提出课堂师生交往的IRF经典模式，该模式由于易识别、便操作一度被广泛应用于课堂话语的监测和评价之中。随后，I-R-R-R-F、IRE（evaluation）等变型模式相继出现，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系列进行课堂话语分析的编码体系。例如，Flanders提出了一种结构性的、定量的课堂对话分析技术（Flanders Interaction Analysis System，简称FIAS）。在FIAS编码体系中，他将课堂言语互动行为分为教师言语行为（表扬、提问、讲授等）、学生言语行为（应答、提问）、沉默或混乱状态等十种类别^［32］，该编码体系在我国得到了广泛使用，至今仍在部分课堂改革项目中发挥主导作用。这类以IRF为基础的评价方式侧重于对话形式、互动频次、对话主体、互动时间等浅层行为信息进行描述，较少探讨如何充分发挥语言深层表意功能以促进言语主体的知识建构和思维培养。^［33］若以此类编码体系为衡量标准，容易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停留在一种表面的、浅层次的应答，祖科和安德森指出优质的课堂互动不能简单等同于提问和回答次数多，一个闹哄哄的课堂往往难以促人深入思考，无法真正形成协同探究的良好氛围。^［34］

为此，国际主流研究团队逐渐舍弃对形式的评价，而转向对课堂话语内容的评价，着重加强对与知识建构、高阶思维相关的话语意蕴的分析。成果贡献排名第一的剑桥大学课堂对话研究团队指出对话内容分析应与学生发展的关键素养相对应，团队于2016年发表新版课堂对话编码体系^［35］，并于2019年近一步精炼完善，在新版编码体系中涵盖分析式话语（reasoning）、阐释式话语（elaboration）、质询式话语（querying）、归纳式话语（coordination）、回溯式话语（referring back）、推断式话语（referring widely）。^［36］宋（Song）等总结了近10年课堂对话的编码体系，发现新近创设的对话评价内容一般包括事实类话语、个人信息分享、分析式话语、归纳式话语和推断式话语。^［37］ 

为了更好地与国际对话研究接轨，我国学者应注重更新课堂对话评价方式，在吸纳国际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科学的、系统化而又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模型与编码体系，注重挖掘语言或行为背后体现学习质量的信息，对语义隐含的认知和思维特征进行深入的挖掘和剖析。在实践层面，教师应多提开放式问题、探究式问题、拓展式问题，应帮助学生对生成的知识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和提升。对话开展应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泛起的波纹一样，石子可类比为教师的提问，优质的问题可以引人思考、激发学生探究，而波纹可类比为回应与反馈，如何将教室中产生的多样且复杂的波纹串联起来，如何使其扩展开来，成为考验教师教学技能的重要命题。教师要在对话中起到启发、串联、搭桥作用，要注重探究不同发言之间的隐形关联并用适当的延伸性设问引导学生分析阐明问题产生的原因，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总结归纳并建立知识网络，继而迁移应用所学知识解决新的问题。学生的发言也应尝试与前述的学生应答相呼应、相关联，在前述话语基础上有所拓展或有所深入，从而达到协同探究的目的。

（三）课堂对话与信息技术从浅层结合走向深度融合

课堂教学与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是教育面向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国际课堂对话领域关注的重点、热点问题。^［38］在数据分析驱动教育、变革教学的时代，课堂对话过程也蕴含了大量有价值的数据，挖掘这些数据隐含的信息，对探索新环境下的教与学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信息技术一方面应用于在线互动过程中，借助互联网和在线学习平台，师生或生生之间可以实现远程交流和沟通，分享信息、协同探讨并解决问题，线上话语分析为课堂对话研究提供了新的场域。与此同时，随着智慧校园建设的推进以及人工智能、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数字化、智能化课堂应运而生，为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手段（如智能录播系统、VR体感仪器），基于数字化教室的课堂对话研究开始兴起，未来数字化、智能化的线下课堂研究将具有广阔空间，课堂对话得以全方位的呈现，挖掘其蕴含的思维过程和学习规律也成为可能。在此背景下，近几年学界对学习分析的关注度持续升温^［39］，通过测量、收集、分析和汇报学生和学习环境中产生的数据，为课堂对话研究提供了最直接、最有效的诊断依据，有助于改进学习与教学行为、理解和优化学习及学习环境。由于课堂教学具有复杂性、情境性和即时性，依靠传统的教育学研究方法往往难以高效、立体、全面地掌握课堂教学情况^［40］，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分析技术为采集课堂对话数据，理解、分析其运作规律以及挖掘其背后教育学意义提供新的技术手段。例如，自然语言处理可用于识别语义，机器学习可习得课堂对话编码的方式并对文本进行自动标注，网络关系分析可用于探究对话发展的规律。

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是时代发展潮流，在这样的大趋势大背景下，如何发挥好技术对课堂对话研究和实践的助力作用需要深思。信息技术是对原有课堂教学模式的再加工^［41］，因此在使用信息技术之前必须先明确要实现什么样的课堂教学、什么是高质量的课堂对话，以及信息技术可在实现以上目标中发挥什么作用，而不是以技术为导向，被计算机所牵制。因此，在大力发展信息技术的今天，课堂中课程专家的作用不应该弱化，反而更加需要明确和加强，教育学者应与计算机科学、信息科学领域的专家加强合作，促进学科交叉，发挥各自优势。在引入信息技术后，课堂交流沟通会向复式构造转变，师生、生生之间的沟通可能受到计算机等信息技术设备的中介作用，教师的角色在多元化复杂的交流中如何重新定义值得探讨。此外，在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便利时也应注意课堂信息安全问题。课堂数据采集可能会涉及面部特征等个人敏感信息，要保证被采集数据的个体拥有知情权，遵守自愿原则，数据采集也需要在被采集者充分知情的前提下进行并征得其同意。同时，应多渠道保障数据存储安全，发布内容一般为经过脱敏后的数据，以保护个人隐私和学习隐私，这样推进课堂对话与信息技术的融合发展才能行稳致远。

06

结语

课堂对话是师生交互的主要形式，也是课堂教学与学习效果的重要反映，本文旨在通过对近20年文献的系统梳理，为课堂对话的高水平研究和高质量应用提供借鉴。课堂对话领域在国际范围内取得了广泛关注且具有良好的发展势头，建构主义理论的成熟与教学改革的深化为该领域的纵深发展创造了优厚的条件。美国、英国在该领域处于绝对领先位置，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广泛的国际影响力，亚洲的新加坡以及中国的台湾与香港地区也名列前茅。我国学者应加强与剑桥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等欧美高水平大学在课堂教学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此外，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课堂组织形式、教育样态等方面与我国更为相似，也值得我国学者取经学习。热点研究主题的分析展现了以下重要研究趋势：第一，在课堂对话功能方面，更加关注交流互动对学生深度理解、高阶思维发展与认知能力提高的作用，试图破解课堂教学中存在的形式化、碎片化、浅表化问题，着力把知识传授式课堂转变为知识建构性、问题探究式和创新应用型课堂，增强教学的有效性，并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第二，课堂对话的研究场域朝向精细化方向发展，线上线下、多科目、多元教学组织形态等都得到关注，基于网络教学空间的互动研究得到增强，在信息提供的丰富性、教学资源多样性、教育对象的广泛覆盖性等方面具有鲜明优势，尽管如此，线下教学与互动仍为不可替代的研究内容；第三，课堂对话的支持手段更为先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课堂教学产生重大影响，极大地改变了师生互动的方式，人—人互动将与人—机互动协同推进，如何发挥人工智能对课堂教学的赋能作用、促进两者融合发展需要研究者深入探究。近些年，我国在课堂对话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实践探索层出不穷，进一步繁荣了课堂教学研究的局面，通过借鉴他山之石能够更好地促进我国课堂对话研究实现创新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课堂教学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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